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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城现实意义的分析,

admin 发布于2021-01-13 12:01 百科大全 259

《围城》小说中人物的分析

方鸿渐在恋爱婚姻2113上的失败和他自身5261性格的懦弱是分不开的,他的好4102虚荣、爱面1653子的心理特性直接导致了他事业上的连连受挫。当他留学归来,凭从一爱尔兰人手里买来的假博士文凭受到地方小报记者的夸赞时,他“感觉身心庞然膨胀,人格也伟大了好些”,方鸿渐对文凭极为“认真”的功利性态度伴随着他的生活和工作愈演愈烈,他去大学教书、做名教授的美梦也因博士文凭被校方怀疑而破灭了。方鸿渐图慕虚荣之心被钱钟书先生刻画得淋漓尽致。三闾大学的生存环境让这个听来才高学富的方鸿渐备感失落,在假博士文凭“光环”的笼罩下,方鸿渐在生活工作中处处遭遇尴尬,从回国后给学生演讲到三闾大学的任教,这位尚有一定正义感、良知未眠的方鸿渐一直在维护自尊心和欺骗与反欺骗的境遇中挣扎着。

方鸿渐无疑是旧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典型代表,钱钟书对方鸿渐的爱情遭遇和生存困惑的描述,究竟想告诉读者什么?钱钟书对旧中国知识分子的打量、审视背后隐含了什么内容?鲁迅博物馆副馆长孙郁“从方鸿渐看钱钟书”,敬请关注。

(全文)

《围城》为什么这么受读者的欢迎,这里有一个现象之谜,就是说它是一个知识分子的文本,是一个知识分子对知识分子自我生命的一种反顾、一种打量。那么它描绘了中国的读书人,特别是中国的文人的心理劣根状态和他们的生存困境,所以我说,这本书现在很多的高中生也非常非常愿意读它,因为他们在方鸿渐的身上,也看到了现在我们中国读书人的影子。现在的中学和大学的知识群落,这些文化人何尝不像当年那样,人们陷入在一种荒诞的文化困境里面。就是说钱钟书当年描述的文人的窘态,这种知识群落的思想的顾忌,在今天依然延续着,这是这本书畅销不衰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围城》主要描写了方鸿渐这个人,他从27岁那年从法国留学,从欧洲留学回到国内,然后两年之内的曲曲折折、坎坎坷坷的这样的一段生活。

那么方鸿渐他从欧洲回国以后,他开始是失业,没有什么职业,后来就是在他丈人家居住,原来他属于父母给他找的爱人,还没有结婚就去世了,所以他住在丈人家,后来在银行里工作,在银行的工作过程当中他和几个女性就产生了恋爱的关系。钱钟书在描述方鸿渐在上海做职员的过程当中,那一段爱情的故事,写得非常地精妙,深切地展示了这样一个文化青年,他在恋爱场上、在情场上如何地受挫、如何地陷入了一种茫然的困境,这样一个过程。

比如小说刚开始的时候,写从在巴黎到上海的船上,他和一个鲍小姐那个爱情,他追求鲍小姐,鲍小姐也对他眉来眼去,但最后到了岸上,他就被鲍小姐甩掉了。他被人骗,所以钱钟书眼里的人和人之间的关系,那种温情的关系是非常非常之少的。最后呢,无意中他和孙柔嘉小姐,孙小姐结婚了,他那个结婚,本来对孙小姐印象非常非常之好的,是一个很文静的知识女性,但是结婚以后他们不断地产生冲突,他陷入了家庭的无边无际的矛盾之中,所以方鸿渐这个人,不论是在学业上、在家庭上、在社会上他几乎没有一个有亮点的地方,他陷入了一种悖论、一种荒唐的陷阱里边。比如他跟孙小姐结婚之后,他说的话。他说:“结婚以后,你总会发现你娶的不是原来的人,换了另外一个,早知道这样,结婚以前那种追求,恋爱等等全可以省掉,谈恋爱的时候,双方本相全收敛起来,到结婚后,还没有彼此认清,倒是老是婚姻干脆,索性结婚以前谁也不认识谁”。方鸿渐这个人他在谈吐当中给人感觉非常儒雅,像一个读书人,但是钱钟书在描写的过程当中,觉得他呢,他其实是一个没有生活自理的人,是一个在高校不能够建立起自己的学术信心和学术地位的一个人。而在生活上、在婚姻上又一塌糊涂的人。

他想要追求的他得不到,他不要的呢,偏偏要来,来了以后呢,本来以为是人生的一个转折点,但其实又是一个悲剧的开始。所以我觉得钱钟书在《围城》里面对婚姻我觉得表现的是一种很悲观的态度,但是他自身的婚姻是很幸福的。

钱钟书觉得人是无法预料自己的未来的,人必定要受到命运的一种捉弄。比如恋爱之前,他觉得他那么美好,最美好的东西,他想追求,但他得不到,反而你不想要的东西他倒来了,你追求到手以后,你突然发现你在一个尴尬的泥潭里边。方鸿渐这个人开始是想要追求什么,想要寻找什么,想要企盼什么,但最后你就感觉到,这种寻找、追求和企盼呢,慢慢地被一种麻木、痛苦、绝望所代替。最后我们读完之后,你就会感觉到方鸿渐这个人物其实已经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很重要的一个精神典型,他跟阿Q、跟觉新、跟好多作家笔下重要的一些形象一样,他成为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典型形象。我们在读他的时候,在看方鸿渐的命运的时候,我们就会想起钱钟书他自己,他的生活态度和他的美学追求。

我们在分析方鸿渐这个人物的时候,我们就会感觉到,中国的读书人,往往他们是带着一种外套,就是学人身上穿的一个外套。就是说,没有真正地才学,但是呢,他们要炫耀自己的思想、炫耀自己的知识、炫耀自己的智慧,讲话经常讲一些哲理的语言,有一些对话是非常精彩的,但是这些对话又不是像方鸿渐这种人自己发明的,他不过是贩卖西方有些人的一些想法。你比如说,他和赵辛楣有一次对话就谈教育,他经常说一些非常精彩的话。觉得这个人很有思想,感觉到他好像是很有水平,比如他说:“从前的愚民政策,是不允许人民受教育,现代的愚民政策呢,是只许人们受某一种教育。不受教育的人,因为不识字,上人的当。那么受教育的人,因为识了字上印刷品的当”。他经常说这样一些很有意思的话。

方鸿渐他是在欧洲留学的时候,他其实没有学到更多的专业,钱钟书认为他是一个无用的人。所以在钱钟书的小说开始就说:“他是一个无用之人,学不了土木工程,在大学里从社会学系就转到了哲学系,最后又转入中国文学系毕业,学国文的人出洋深造,听来有些滑稽,事实上呢,没有学中国文学的人,非到国外留学不可,因为一切其他科目像数学、物理、哲学、心理、经济、法律等等都是从国外灌输进来的,早已洋气扑鼻,只有国文是国货土产,还需要外国的招牌,方可维持地位,正好向中国的官吏和商人在本国剥削来的钱要换成外汇,才能保持国币的原来价值。”就是说我们现在看中国当下很多到欧洲、到国外去留学的人,我们看他们写的文章,我们也能感觉到,当年钱钟书笔下的一些影子,很多留学的人,在外面不是真正的学习,而是在镀金。那么方鸿渐就是一个在欧洲几个国家留学镀金的一个文化人,他也没有学到一个真正的专业,可以说是万金油的这样一个人物。

由于他没有真才实学,而且在恋爱上又不断地陷入到一种陷阱里边。所以最后在友人赵辛楣梅的推荐之下,就去了三闾大学。三闾大学在湖南省的一座国立的大学,那么到了这个大学以后,他因为也学无所长,所以他只是做了一个副教授,他做了一个副教授。他在国外因为没有拿到学位嘛,他当时为了满足他的家人的虚荣心,他就用了一个假文凭。到三闾学校以后呢,他也没敢说自己有假文凭,所以他当时只得到一个副教授,他本来想在这个学校好好工作,想做点事情,但是呢,这个学校教授们,从校长到普通的系主任、到一般的教员,种种行为跟官场和商界的那些人没有什么区别

其实钱钟书他是一个书斋中人,他一生当中除了在大学,就是在研究室工作,后来搞过一段翻译,他没有更深入的社会底层人的这种体验。但是他的敏锐性,他对人性的洞悉力,使他具有了一种超凡的目光。他在感知周围人的生活的时候,他常常能够从细节,从人们的日常的一些生活里面,能够发现人性那些病态的、丑陋的东西。你比如钱钟书在写对话,写方鸿渐和这几个女性,他在希望引起别的女性注意的时候,写他的微妙的心理,都写得入木三分。这很像欧洲的一些讽刺小说家的一些作品,我想他也可能是受到了西方的一些东西的影响。赵辛楣和方鸿渐一起和高松年校长对白的时候,他们每个人内心不同的感受,他们的失落感,他们的吃醋,他们的狡诈,他都勾勒出来。所以给人感觉到钱钟书他是通过日常的生活细节,而不是通过曲折的情节,通过离奇的故事来展现人的。所以这是《围城》这部书很重要的一个特点,比如从上海到三闾大学那一段漫长地旅途当中,那一段描写是相当精彩的。那一段描写,钱钟书在《围城》当中,他通过这些衣食住行这个描述,来写这些文人的脆弱、文人的无聊、文人的荒唐。在整个旅途过程当中呢,他写了几个人,比如说赵辛楣,李梅亭,大学教授拿着自己的名片到处炫耀,比如他们坐不了车了,他拿这个名片他最后能坐上车了。李梅亭看到了很漂亮的一个寡妇,眉来眼去,互相斗情。在钱钟书眼里,这些人表面上他们不过是挂着一个学者的招牌,其实和市井上那些混混和流氓气的人没有什么两样。所以,我们在读《围城》的时候,能够感觉到,钱钟书他是把他内心的大的哀凉,深深地隐含在嘲讽画面的背后。他在画面上他以那样嬉笑怒骂的文风,他的文笔,来勾勒形形色色的人物。但是你读完后,你会觉得中国的读书人,原来是这样的一个群落。就是你会有一种非常无奈和悲哀的感觉,这也就是说我们过去常讲,鲁迅说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那种思想。像方鸿渐、赵辛楣、李梅亭、苏小姐、汪处厚、高松年、韩学愈等等这些人物形象呢,都像他笔下一个玩偶,他可以任意揉捏,使他们成为自己的思想的一个符号、一个观念的载体。所以他用的是知识分子的一种笔法,是用象牙塔里的很有意思的这样一种很幽默的,这样的一种东西。还有一个就是说像中国的读书人,中国的读书人,钱钟书认为是无用的,特别是学了文的,文科的,就像我们这个专业的人,很多是无用的。鲁迅晚年也是说,希望自己的孩子,如果有本事的话,千万不要做空头的艺术家和文学家、美术家,要去找一点实事,干一点实事。因为鲁迅深深地觉得中国的文人无用,他们要么是官的奴隶,要么就是商的奴才,他们要么是依附于统治者,要么就是依附于老板和一个利益集团。那么在《围城》里面知识分子依附的什么呢?你们感觉到《围城》三闾大学,三闾大学是个官气很浓的一个大学,这个大学校长聘任系主任,哪个系、哪个系主任的时候,他要考虑到教育部官员的关系。而且教授们为了升官他要拍马溜须,要依附于什么。就是读书人、知识分子他没有自己一个独立的立场。

方鸿渐的性格,其实看他的时候,我觉得我对这个人一点也恨不起来,甚至有很多同情。因为钱钟书也发现他内心的一些善良的一面,比如说他其实本不想骗人,他也有自尊心,他也有羞愧感,他看到别的大学教授在追逐名利的时候,表现得非常无耻的时候,他也有蔑视的那一面,他心里他有一种良知在里面。但是钱钟书在描述他的良知的时候,只是一闪而过,他并不把他自己的目光停留在这个地方,他只是更多地来描写他生活当中尴尬的那一面。比如钱钟书描写他吃相,他吃饭,吃饭,就没有那个按照一般的中国所谓高贵的贵族,留过洋吃饭是很典雅的。但是他吃饭,他的吃相就受到了小说里其他一些人物的嘲讽。比如说他到故乡,从欧洲刚回来演讲,他第一次演讲,人家叫他讲东西方文化,他其实没有那种很深切地体验,完全因为他镀金,所以他在谈到东西方文化的时候,他大谈鸦片、梅毒。其实学生是愿意听的,但是对那些士大夫们,那些正襟危坐的人,觉得他是胡闹,那么对于真正的学者来看,等于非常浅薄的皮毛之谈。所以钱钟书在描述这个人物的时候,处处让他表现出他那种尴尬和他的窘态,我们用普通老百姓的话说,就是出丑的地方。比如说像那些教授,三闾大学也有个教授,他叫韩学愈,他也在克莱登大学弄了个假文凭,他骗人。方鸿渐在备课的时候,他那种心理,他就写道,钱钟书就写道:“有人肯这样提拔,还不自振作,那真是器物了,所以鸿渐预备功课,特别加料,渐渐做名教授的好梦,得学位是把论文哄过自己的先生,教书是把讲义哄过自己的学生,鸿渐当年没哄过先生,所以未得学位,现在要哄学生不免欠缺依傍,教授成为名教授也有两个阶段,第一是讲义当著作,第二,著作当讲义,好比粗学的理发匠,先把傻子和穷人的头作为练习本领的试验品,所以讲义在课堂上适用,没出乱子就作为著作出版,出版以后,当然是指定教本,鸿渐既然格外卖力,不免也起名利双收的妄想。” 钱钟书写道:“撒谎骗人该像韩学愈那样才行,要有勇气、坚持到底,自己太不成了,撒了谎还要讲良心,真是大傻瓜。假如索性大胆老练,至少高松年的欺骗可以避免,老实人吃的亏,骗子被揭破的耻辱,这两种相反的痛苦,自己居然一箭双雕地兼备了。”

我觉得钱钟书写这些人呢,跟五四时期的很多作家不一样,鲁迅和巴金他们写读书人往往这些读书人具有深切的精神的痛感,他们痛不欲生,对现实处于一种不满的状态,他们要寻找出路、寻找民族和自我的出路,但是恰恰没有出路,于是呢,就陷入了一种苦难和绝望的大泽里边。但是钱钟书不是这样,钱钟书写知识分子呢,这些人是些什么人呢,他们是些混混,他们既没有对民族的使命感,也没有文化的责任感,他们不过是借着留洋、借着知识分子这个招牌来吃饭。用鲁迅的话讲,就叫“啖饭之道”,就是吃饭之道,所以这些是一些没有什么节操,没有什么操守,没有什么信念的一个群落。所以钱钟书他更多的是关注的是,他认为中国的读书人,更多的是这样的一些混混,一些混混。所以在读他的小说的时候,我就经常在想,钱钟书这个人,他在审视人生、他审视周围世界的时候,他是缺少鲁迅和巴金那样的作家的温情的,他过于残酷,他甚至于把人的那种人性当中最丑陋的东西,他都全面地还原了出来。比如说家庭,他写方鸿渐的家庭,方鸿渐家里父母还有妯娌之间,你感觉到每个人的形象都不是可爱的。他写大学的老师,他的同事,也没有几个可爱的,包括佣人,也写得面目可憎。就说他是对人性是非常失望的一个人,钱钟书,他不像有一些作家,他希望能够在人的身上打捞一种闪光的东西,比如像孙梨这种作家,孙梨他是一个内心很痛苦的人,但是他在写中国的乡间百姓的时候,他发现他们美的一面,发现他们身上那些迷人的、具有人性力量的东西。但是在钱钟书,包括他的夫人杨降他们的作品当中,你几乎看不到这样的形象。所以他们用一种很残酷的笔法来嘲讽了周围的世界,他认为,钱钟书认为人是陷入在一种二律悖反,是在一种荒唐的这样一种境地里边生存的,在这样荒唐的环境里面选择着、挣扎着。

钱钟书他在书的前言里面写,他说:“写这类人,我没有忘记他们是人类,只是人类具有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人能够反讽自己,能够嘲笑自己,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作家能够在小说当中,那么如此从容地来反讽自己的生活呢,其实也就表现了他的一种自省力和他文化情怀,所以我经常在想,钱钟书他在写小说的时候,他是用的一种游戏的笔法,他写的不像有些作家那么累,有一些作家写完一部长篇小说以后,就觉得心力交瘁。他尽管也是在忧患之中写的这本书,但是你会觉得他写得很从容。就是说他在整个的写作当中呢,表现出他与当时主流的、流行的这种叙述模式呢,完全不同的这样一种风格。当时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中国文学的主流是左翼文学,左翼文学主要是通过广阔的社会生活,通过阶级的斗争,不同的阶级矛盾和斗争,通过这个斗争来展示中国社会的一些本质性的东西。但是,钱钟书回避了这些,钱钟书似乎不相信仅仅用这种泛道德化和泛意识形态的这种叙述方式,就能够真正地表现出人的这种普遍性的东西,他不相信。所以钱钟书他开始,他就避开了流行色,避开了一切鲜艳的理念,他凭着自己的直觉,他生命的直觉和他的学识来展现中国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文人的生活。钱钟书这个文本,它的意义是非常深远的,因为他超越了时代,他超越了意识形态,也超越了自身的一些有限性,他相信人是有限的,也恰恰因为他注重了这种有限,他也意识到自己的有限,那么也使他这个小说呢,获得了一种无限的阅读的可能性,获得了无限的读者。

在钱钟书的眼里呢,中国的文人是缺少创造性的,科举时代,中国文人依附的是八股,中国开化以后,留洋以后,中国人渐渐有了洋奴的一种心理,所以读书人真正地能够,他们的心灵深处能够感知到西方文化的精髓,又能够从中国东方文化当中能提炼出一种新的文化元素的这样的学者非常非常之少。我们举个例子,当年鲁迅他到日本留学,当时他们有二百多人,其实当时回来以后,也就是只有几个人非常非常优秀,大部分都是非常平凡、非常普通、非常平庸,甚至于非常荒唐的一些人。那么就是说,普普通通的没有专业知识而有沾染了中国传统读书人的恶习的这样的知识分子,这样的文人非常非常之多。那么钱钟书也就恰恰是捕捉到了这样一个人物的群落,来分析来形象地展示他们内心的世界,以此来透视我们国内内心的一些基本元素,就是劣根性的一些东西。钱钟书描写的三闾大学的各种各样的教授,他们的嘴脸都带有漫画式的,带有嘲讽的口吻。所以这个小说呢,它总体来讲,它就展示了无用、无力、精神无缘这么样的一个人物的形象,一个读书人的形象。在钱钟书的眼里,像方鸿渐这样的人,他是一个被社会所遗弃、没有任何用处的一个人,是一个知识上的废人、是一种精神上的垃圾。

方鸿渐这个形象我觉得他至少他表现了钱钟书的这样的几个想法:第一,就是说钱钟书通过方鸿渐这个命运,尴尬的命运,不断地追求、不断地失落、失业、失恋、失态、失宠,他展示一个什么道理呢?第一我想他展示了人的有限性。中国五四以后的很多作家,他们在描写一个很动人的形象的时候,他们要把他写得非常圆满、非常感人、非常崇高、非常伟岸。但是钱钟书不相信圆满,方鸿渐我们就会感觉,他在学生面前,他是个老师,但是他是一个不称职的老师,他自己都搞不清楚。第二点呢,钱钟书我觉得他在方鸿渐这个形象上,他通过方鸿渐命运的苦运的出现,他表现了人性恶的这样的一个思想。钱钟书似乎不相信人之初性本善这样的一句话,所以他在《管锥编》和《谈艺录》里边,他经常揭露那些我们所认为那些很伟大很重要的一些学者和作家的短处,他看到了他们的丑陋的一面。

钱钟书其实他在他的学术著作里边,也容下了他的这些思想。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钱钟书经常讲,他不相信有纯而又纯的东西,他不相信纯粹的东西。他说真理是存在的,但是真理要想实现必须附之于庶地,用很庸俗的办法才能操作,很美好的东西你不能用很美好的方法来操作,你必须用非常庸俗的方法来操作,才能够成功。这个大家可以去想一想,况且不美好的东西用什么办法来操作的呢,所以钱钟书在小说里面他不断地发现知识界的奥妙。比如在报馆里、在银行里、在大学里边都是这样,特别是在大学里面,他写的这几个读书人,这几个教授,从国外回来的,就是说在国内的土生土长的教授,写他们都是这样。在五四以后呢,可以说鲁迅、钱钟书他们基本上奠定了中国现代讽刺文学的这样一个基础。那么鲁迅呢,他是以战士的、战斗的,反抗黑暗、反抗绝望的加上一种反讽和幽默的口吻,他建立了自己的一套叙述语言和叙述语码。那么钱钟书呢,是靠着自己的聪慧,他的才识,为我们编织了一个虚幻的,这样的一个世界,但是我们就会感觉到,尽管他是一个虚拟的世界,他却是我们现实生活的反映。第三个呢,在人物身上他处处展示了人存在的二律悖反,就是同样一个命题,也会有一个相反的命题和它相对,就是说人无往不在一种枷锁当中。当你获得了什么的时候,同时你就失去了什么,所以《围城》这个书名它本身就有一种哲学的意向,就是说城里的人想要出去,城外的人想要冲进来。人呢不断地在选择,但是不断地进入一种陷阱,不断地进入一种灾难。开始人们所想像的,和最后收获的是不一样的。所以方鸿渐这个人物形象,那么在这几点上呢,就使我们感觉到钱钟书他的精神世界,他内在的悲凉感和孤独感。钱钟书晚年几乎不参加任何社会活动,拒绝媒体的采访,电视台要找他去录像,他坚决不出现的,因为他也知道人一说话一表现,上帝就会发笑,说不定也就变成方鸿渐,骗骗人或者怎么样,因为人都是有限的。他处处看到了人的有限性和尴尬性,他对人的这一点他是非常绝望的。我觉得钱钟书他表现了这样的一种思想。

方鸿渐最根本的意义,预示着我们现代教育的一种失败,现代某种文化的一种失败。他在看似神秘艰深的外表的背后,他隐含着一种空虚,无力、灰色、荒诞这样的一种深切的隐含,隐含这样一种意义。中国所谓的文化人,很多的文化人他们现在被名利所驱使,他们远离了学问,他们也是在做一些和学术没有关的一些东西。所以我就经常想,如果鲁迅和钱钟书他们现在很年轻的话,他们可能还会写出更精彩的文章来嘲讽这样的一些现象,所以一个民族最可怕的腐败是文化和教育的腐败,因为只有大学才能够生长精神,才是纯洁的精神的园地,才是思想的源力。你看很多西方的国家,很重要的哲学家、思想家、科学家,重要的一些思想,他是在大学里面产生的,因为这个大学里面应当是一种超功利的,它是不应当有功利理念的,不是为了追求一个外在的什么东西,它是一种自由,一种完全是心灵和上苍进行交流,才会产生一种学说。你比如古希腊,古希腊为什么会产生那么多像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这样的人呢?因为当时古希腊的人,他们是处在一种游戏的状态,他们强调文化的无功利,那么无功利他就会想到心灵和上苍直接进行交流。想到月亮为什么是这样的,星星为什么是这样的,大海的浪潮怎么产生的,然后他就出现了逻辑学,出现了自然科学,各种各样学说都出现了。但是我们中国呢,是从孔夫子开始,我们开始的文化,孔夫子告诉我们一切要有用,要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要为统治者服务,要为谁谁服务。中国的文化人一直是依附在别人身上,为谁谁服务的,而不是独立的思考,不是独立的思想。所以钱钟书在《围城》里面就写了一些没有思想、浑浑噩噩的一些文化人,一些丑陋的文化人。他们根本没有独立之精神和独立之人格,没有那种超功利的文化情怀,哪怕对我们民族文化的那种忧患,对当下生活的这种感怀、伤世都没有。所以三闾大学呢,其实就是中国当时现代教育腐败和黑暗的一个缩影。我觉得它的警示意义非常之大,因为当中国的大学都像三闾大学这样存在的时候,中国是不会产生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哲学家,和伟大的科学家的。所以我想钱钟书之所以我们说他伟大,就是因为他发现了这些问题。他用自己那种反讽的语言,那种颠覆性的、叙述语序,他描述了这个生活,他把这种可怕性,和那种令人不寒而栗的黑暗性展示给读者,使我们意识到,中国的文化人,中国的知识分子,必须像鲁迅先生说的那样,洗心革面,就是说要进行思想上的革命,要改造国民性,要从根本上来改造中国人的思想。我们现在很多人在谈到中国文化悲剧的时候,经常讲到社会,讲到民众,其实社会民众的叙述者是文人,那么文人自身不能够解放,成为一个很委琐的,非常奴性的这样的人物的时候,那不可能产生一个健康的文化。所以《围城》给我们的启示实在是太巨大和深远了。

所以我想,我们今天呢,我们重新来看《围城》,我想它一方面使我们可以还原到历史,重新回溯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知道那一段人的生活,同时我们也可以重新来反省我们当下的知识界和读书界的情况。我们就会感觉到,中国文人的劣根性,它的存在,它是有它的一段历史,它是有自己的源头的,它有流脉的。所以它具有了很深刻的文化标本的意义。所以我想我们通过方鸿渐,通过《围城》,通过钱钟书,我们可以深深地来反省我们人类自己,反省我们今天人的生活。我们是不是,也在以虚幻的以一种欺骗人的、或者被别人骗的方式,存在一种尴尬的文化境界里边。我们是不是成为了社会上一个多余的、无力的、无援的、无助的一个孤苦的存在,我们是不是一个充满了幻想而又实际上永远是在痛苦和绝望中挣扎的一个可怜的人物,它给我们带来的联想,和给我们带来的启示都是非常非常之深远的。

《围城》主要人物,人物性格分析?

1、方鸿渐是个被动的、无能的2113、意5261志不坚定的、经不住诱惑的人4102,更是一个失败1653的人,他的失败是因为他面对现代社会残酷的生存竞争和严重的精神危机而缺乏与之对抗所应有的理性、信仰、热情和力量,也因为他还不算是个卑鄙的人,还有点自知之明,有时候还想保持一点做人的尊严。

很多学者把他与俄罗斯文学中的“多余人”的形象联系起来,但“多余人”的悲剧在于思想上开始觉醒而缺乏行动的勇气和历史条件,而“围城人”的悲剧在于他的庸常。“多余人”会给人以时代的前卫和英雄的感觉,而“围城人”却跟我们一样,作为普通人徒劳于找寻解脱或依附。

2、孙柔嘉:《围城》人物谱里更有独特意义的是孙柔嘉。这个怯生生的小女生,这个似乎没有什么主见的小女生,这个小鸟依人地交付方鸿渐照顾的小女生,却是个最工于心计的人。这种既柔又嘉、却暗自阴柔而且柔能克刚的人,就像一个甜蜜的圈套,却掌控着自己的婚姻、生活和命运,也掌控着方鸿渐的婚姻、生活和命运。

苏文纨:苏文纨之名可引谢惠连的《雪赋》:“凭云升降,从风飘零,素因孤立,污随染成,纵心皓然,何虑何营。”此诗正注释苏文纨在小说中的际遇,空有苏小妹才名及法国博士帽,却沦落到先与方鸿渐诸人玩爱情与智力的双重游戏,待理想破碎,容颜渐老时草草下嫁,及至为人妇时,又诱惑赵辛媚与之发生私情,演绎了一出人生闹剧。

3、唐晓芙:唐晓芙之名,大约来自《楚辞·九歌》。诗中“湘君”一节唱到:“采薛荔兮水中,攀芙蓉兮木末。”唐晓芙纯真天然,恰似“出水芙蓉”,她与方鸿渐同属理想青年,是方的最爱。但她偏执于女性彻底解放,竟要求“占领爱人整个生命”,方鸿渐也窥破她“不化妆便是心中没有男人”的私心偏见,于是两人误会不断、喜悲更迭,方鸿渐最终不能随他心愿。

扩展资料

《围城》一书是钱钟书“锱铢积累”而写成的,小说没有明确的故事线索,只是一些由作者琐碎的见识和经历”拼凑”成的琐碎的情节。就一般而言,情节琐碎的书必然要有绝佳的言语表达才能成为一本成功的作品。

钱钟书的《围城》果真是把语言运用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因此,读《围城》不能像读一般小说那样只注重情节而忽视语言了,如果那样的话(忽略其言语),《围城》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意义。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围城

钱钟书《围城》的中心思想是什么?还有方鸿渐的人物分析?

  1937年夏,抗战初期方鸿2113渐到欧洲游学5261四年回到上海,住在已亡未4102婚妻的家中,与女博士苏1653文纨、大学生唐晓芙小姐发生了情爱纠葛,因此受到丈人家的冷淡。

  他恋爱失败后,和苏的失意追求者赵辛楣成为好朋友,二人接受内地三闾大学的聘请。一路上历经艰险,也遭遇无数趣事。

  在三闾大学任教期间,方不知不觉地卷入校内个人恩怨和乡里狭隘观念的明争暗斗中,几位同事都反对他,而他和英语助教孙柔嘉日趋亲密更引起他们的嫉妒。赵辛楣离校从商后,方鸿渐被校方排斥。

  方与孙结婚回沪,但他俩因琐事争吵,终于导致无可避免的分手。

  所以说,围在城里的人想逃出来,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对婚姻也罢,职业也罢,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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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是我的一点点感想,非复制黏贴,如有什么地方不恰当的请见谅~

  不管谁提起《围城》,我们最耳熟能详的就是那句“围在城里的人想逃出来,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尽管当时还不太懂这句话的意思,但我已深深地被震撼了。

  看完《围城》后的我一开始是没什么感觉的,整个故事仅仅是以主人公方鸿渐的感情纠葛为主线,零零碎碎地串起几个事件、认识不同的人,以主人公的角度和人物间的对话发表出对人生的思考和现实的讽刺,最让我记忆犹新的不过是那些形象而恰到好处的比喻和象征,会让人在笑过之后引发出思考。但当我回忆全剧情时,又似乎能看到一个个隐隐的城堡笼罩在各种人物之间,当他们庆幸完逃离出了一个围城,才会惊觉自己早已踏入了另一个围城,各个场景看似零散,却又隐隐契合。直到重看完那个似有若无的无言的结局,品位完那只被赋予很大意义的老钟所揭示的无奈,我才真正地体会得到那名句的形象和准确。婚姻、工作、生活等现实构建成一座又一座令人会轻易迷失的围城,让人既感慨命运的残酷又不免有些许向往,想象自己将来冲进的会是怎样一座城。

  《围城》看似是一部比较残酷现实的爱情小说,但深度又超过了一般的小说。还是有人说得好,“《围城》中的比喻的喻体融入科学,文学,哲学历史、宗教,艺术,民俗,掌故等方面的知识。阅读此书,像进入一个繁茂的花园,令人目不暇接。”,书中字里行间无时无刻不流溢着作者的文采。阅读时很多不懂的句子如“这吻的分量很轻,范围很小,只仿佛清朝官场端綦蓉时的把嘴唇一抹茶碗边,或者从前西洋法庭见证人宣誓时的把嘴唇碰一碰《圣经》,至多像那些信女们西藏活佛或罗马教皇大脚趾,一种敬而远之的亲近。”,如果没有一定的文化底蕴,根本不能很好地理解到其中的深意的,让我发现了自己的不足,从而又扩展了很多知识。这是一本无论在每章节看都可以令人受益匪浅的小说,让我惊现了以前看过的很多小说的庸俗,思想触碰到了一种新的深度。

  至于方鸿渐,我觉得他一出场就是一个不讨人喜欢的形象,但在他的各种恶劣行为和心理间又能发现到一些有别于其他反面配角的发光地方。比如他有些善良、细心,也会有愧疚心,与赵辛楣的冰释前嫌中亦可表现出他的大度,借助遗忘了帽子帮想和赵辛楣独处的女人取回手提包的行为又体现出了他的机智。他和唐晓芙、赵幸楣之间的两段情谊正是《围城》中虚伪遍布的世界里的一点温情。

围城人物分析(不要网上抄的)

《围城》看过大概三十2113几遍了5261,同样的小说已买了三本。虽然已近能背4102诵,但每当心情低1653落时,总是找出这本书来,随便翻开,顺着读下去,五六页到十几页,心境就会平静开朗起来。

从第一次接触到这本书,迄今已十年光景,而随着自己年龄的增长、阅历的加深,每过一段时间再读,似乎就会多几分领悟与共鸣。此书之于我,似是本“人生指南”,总是能在黑暗中为我照出一缕光明,看了作者高站于人世端嬉笑怒骂于不动声色间的文字,想到“希望也罢,失望也罢,人生的愿望,大多如此”,一切便也迎刃而解,消失于无形了。

先说说男性人物,第一个要提到的,并不是故事的主人公方鸿渐,而是同他从“同情兄”到莫逆之交的赵辛楣。

赵辛楣

记得有一次被问及,最欣赏什么样的男人,我一时难以概括,竟脱口而出:赵辛楣。后来想想,赵辛楣仿佛真是我心目中完美男人的典范。

这个人物在书中出现的篇幅并不是很多,在鸿渐留学回来初期和漫长的(其实不过三个月,但对于他来说,心理空间是漫长的)婚姻生活中,都没有正面出现,但是作为故事中的“男二号”,赵辛楣无疑会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作者设计了这样一个人物,仿佛就是为了反衬方鸿渐的。

首先,他富有。男人是千万穷不得的(当然并不是必须有多少财富,而是他至少在心里从未认为自己穷,就可以了),人穷志短,底气如果不足的话,性情上总会有欠缺,隐藏得再深,也会有暴露的时刻。据说,三代才能培养出贵族,赵辛楣应该是一户有文化的官宦大家的第三代(至少是第三代),所以,他的富没有暴发户的浅陋,也没有商人的算计,他的富有在书中从未刻意交待过,但是让人觉得出来,财富是他与生俱来且相生相伴的,应该说,赵辛楣有贵族的风范。

其次,赵辛楣有才,也有本领,在任何时候都是意气风发,事业通达,即使在三闾大学败走麦城,狼狈一时,也是很快就翻得身来,让书中人物和读者再也不会想起他当初闹的笑话。他是个头脑清醒、目光敏锐、意志坚定而且颇有行动力的人,高智商、高情商,任何时候都不会让人轻视,也难以击败。

第三,赵辛楣为人豪爽豁达,幽默风趣,颇重朋友情谊,是个可交的朋友。

第四,赵辛楣还痴情。他不象方鸿渐那么有“异性缘”,也不象方鸿渐那么能“将就”(文中与方有关系的四个女性可是性格迥异),用孙柔嘉(听鸿渐说赵辛楣新结婚后)的话来说:“辛楣看中的女人,汪太太、苏小姐,我全瞻仰过了。想来也是那一派。”他喜欢的就是一个类型的女性,苦苦追求苏文纨不成,能够令他再次心动的女人,都是有些似苏小姐的。

第五,赵辛楣的外形也不错啊,书中是这么说他的:“这时候进来一个近三十岁,身材高大、神气轩昂的人”、“他父亲信算命相面,他十三四岁时带他去见一个有名的女相士,那女相士赞他:火星方,土形厚,牛眼,狮鼻,棋子耳,四字口,正合《麻衣相法》所说南方贵宦之相,将来名位非凡,远在老子之上”。虽然这“牛眼,狮鼻,棋子耳,四字口”组合起来不是很英俊,但是“身材高大、神气轩昂”自是他给人的感官印象。

总之,赵辛楣是一个有智慧、有本领、有情义、有情趣的魅力十足的成熟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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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鸿渐

与赵的霸气十足不同,方鸿渐是个让人倍感亲切的人,也是深得女性喜爱的人物。他很好相处,与他在一起不会有压迫感;他愿意照顾别人的感受,关心体贴;他也是个“很会说话”的人,贫嘴滑舌地既能逗人开心,又能化解矛盾。其实仔细想想,书中好似并未描述这位男主人公的长相,尚年轻的陈道明饰演的方鸿渐深入人心,似乎大家也都认为书中的方鸿渐就是那么一个颀长俊秀、温文尔雅又时不时冒点“坏水儿”的形象。从文中不难看出:对方鸿渐,鲍小姐的引诱、苏文纨的追求、唐晓芙的垂青和孙柔嘉的费尽心机,想来,他肯定是个年轻俊雅的男子。

可惜,我认为方鸿渐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他没有能力把握自己的人生,从一出场到全文结束,他都在受别人和命运的摆布,几乎没有一件事顺了自己的意愿。其实书中有一句话,借了赵辛楣的口,已然给他定论了――那是即将结束赴三闾大学的艰辛旅程,赵辛楣突发感慨:“象咱们这种旅行,最试验得出一个人的品性。旅行是最劳顿,最麻烦,叫人本相毕现的时候。经过长期苦旅而彼此不讨厌的人,才可以结交朋友……”

方:“我问你,你经过这次旅行,对我的感想怎么样?觉得我讨厌不讨厌?”

赵:“你不讨厌,可是全无用处”。

“你不讨厌,可是全无用处”――赵辛楣一句随口的回答,竟然一语成箴,概括了方鸿渐悲剧的性格和人生走势。

方鸿渐的出场,就是在归国的船上极易地被及时行乐的鲍小姐所引诱又抛弃,我曾经想作者为什么设计了这段小小的插曲,是为了引出方如何与苏文纨相熟以至引起全篇故事?似乎同时也在方鸿渐一出场就交待了他是个软弱的、易受摆布的男人,易受诱惑,也不被意图耍弄他的人所惧怕。试想一下,如果换作赵辛楣,慢说不会上鲍小姐的当,鲍小姐恐怕也根本不敢抱着始乱终弃的目的去接近他。

我推测,方鸿渐与鲍小姐在船上的那一夜,其实很可能就是他的初夜。书中交待,到出国留学前,鸿渐都没有恋爱的经验,而依他的家教和为人,在国外那段期间也不太可能涉足风月场所。也许书中开场便给男主人公安排了这场艳遇,就摆明了这是给成年人看的一本书,也是对人物性格的一个立体诠释。

书中我最喜欢看的就是方鸿渐与唐晓芙热恋的那短短的日子,作为心疼他的朋友,我真是从心底里为他感到幸福啊,这也是方鸿渐在全书中唯一过的一段舒心日子。

在唐小姐应允了方鸿渐共进晚餐的邀请后,“他那天晚上的睡眠,宛如粳米粉的线条,没有粘性,拉不长。他的快乐从睡梦里冒出来,使他醒了四五次,每醒来就象唐晓芙的脸在自己眼前,声音在自己耳朵里。他把今天和她的谈话一字一句,一举一动都将心熨帖着,迷迷糊糊地睡去,一会儿又惊醒,觉得这快乐给睡埋没了,忍住不睡,重新温一遍白天的景象”;第一次收到唐小姐的信,他“临睡时把信看一遍,搁在枕边,中夜一醒,就开电灯看信,看完关灯躺好,想想信中的话,忍不住又开灯再看一遍。”这是何等的痴情和喜悦啊,让我们回想起寤寐思服的初恋。

可惜,他好日子没好过,又没有禁受住苏小姐的诱惑,让苏文纨坚信他已非她不娶,最后闹得竹篮打水一场空。一段纯真美丽的恋情,只能成为他和唐小姐心中一生也抚不平的伤痛。

我们可以看到,从此以后,方鸿渐在一切的关系中都不顺利:与挂名的岳丈岳母闹翻;负气远走三闾大学,领导不重视,同事瞧不起;中了孙柔嘉的道儿与她成婚,摆不平婚姻生活,最后黯然分手;新的职业也是勉强维持生计,还很快失了业;甚至同自己原先的大家庭也再难和睦相处……

“这简短的一怒把余劲都使尽了,软弱得要傻哭个不歇。和衣倒在床上,觉得房屋旋转,想不得了!万万生不得病!明天要去找那位经理,说妥了再筹旅费,旧历年可以在重庆过。心里又生希望,象湿火柴虽点不着火,而开始冒烟,似乎一切会有办法。不知不觉中黑地昏天合拢、裹紧,象灭尽灯火的夜,他睡着了。最初睡得脆薄,饥饿象镊子要镊破他的昏迷,他潜意识挡住它。渐渐这镊子松了、钝了,他的睡也坚实得镊不破了,没有梦,没有感觉,人生最原始的睡,同时也是死的样本。”

这是书中对方鸿渐最后的描述,“没有梦,没有感觉,人生最原始的睡,同时也是死的样本”,是不是全文将尽,在作者心目中,方鸿渐这个人物也已然死去了呢。

但是,“心里又生希望,象湿火柴虽点不着火,而开始冒烟,似乎一切会有办法”,我宁愿祝福他还有希望,能去重庆成功地投奔老友赵辛楣吧。

其实,方鸿渐在同龄人当中,也应该算是个佼佼者了。他“家学渊源”,“家世头衔都不错”,而且留过洋,人也生得一表人材,为人正直,谈吐幽默,还颇讨女人喜欢,为什么人生的道路就这么不顺利呢?

我认为,是他的性格造成的。“环境决定性格,性格决定命运”,他与赵辛楣最不相同的地方,就是出身。“父亲是前清举人,在本乡江南一个小县里做大绅士。他们那县里人侨居在大都市的,干三种行业的十居其九:打铁,磨豆腐、抬轿子。土产中艺术品以泥娃娃为最出名;年轻人进大学,以学土木工程为最多。铁的硬、豆腐的淡而无味,轿子的容量狭小,还加上泥土气,这算是他们的民风。”“一命、二运、三风水”,方鸿渐的运气好,但是他的命不好,他的出生就被打上了烙印,纵然日后出国留洋,也难脱局限性,加上他自己又贪图享受,不好学习,把个留学生做成“游学生”,买个假文凭,骗得了家人,却永远骗不了自己和社会。

方鸿渐至多只能算个文人――自古文人多磨难,百无一用是书生。他自视颇高,品位不凡,愤世嫉俗,实际却做不成什么具体的工作,“心比天高,身为下贱”。其实,这正是许多小知识分子的共同的命运,过去是,现在也一样。

方鸿渐本是对爱情极为珍视的,他瞧不上庸俗的“你我她”小姐,不屑入缀手中“着实有钱”的买办张吉民家;拒绝了美貌富有、对他痴情一片的苏小姐,一心要追寻真正的爱情,讽刺的是,最后他却与再平凡不过,且未曾令他动过心的孙柔嘉共同走进了围城。

书中有一段方鸿渐的内心描写:“等柔嘉睡熟了,他想现在想到重逢唐晓芙的可能性,木然无动于衷,真见了面,准也如此。缘故是一年前爱她的自己早死了,爱她、怕苏文纨、给鲍小姐诱惑这许多自己,一个个全死了。有几个死掉的自己埋葬在记忆里,立碑志墓,偶一凭吊,象对唐晓芙的一番情感。有几个自己,仿佛是路毙的,不去收拾,让它们烂掉化掉,给鸟兽吃掉――不过始终消灭不了,譬如向爱尔兰人买文凭的自己。”每每读到这里时,我都想跳过去不看,但又因为文字太精准了,但又忍不住仔细看过、感叹过――不知有多少人在回忆往事时会有“这许多自己,一个个全死了”的感伤,这该是多么深切的忧伤啊,却又已麻木,而绝望。

书中与男主人公有感情纠葛的女性有四位,依出场顺序为鲍小姐、苏文纨、唐晓芙和孙柔嘉,最后,最平常逊色的孙柔嘉成了方夫人。除去鲍小姐不说――作者都没有给她一个完整的名字,其他三位女性,作者都为她们设计了一个出彩的情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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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柔嘉

孙柔嘉是个现实的好女人,具备贤妻良母的素质,同时也是受过教育的知识女性和自食其力的新女性。她的不幸,在于找错了对象,更甚的是俘获这个对象的方法,是她失败婚姻的根源。

换句话说,方鸿渐其实根本就不爱她。这就可以解释在后来面对与双方家庭成员引发的一系列矛盾,方为什么都不肯牵就,不肯为她牺牲自己的面子。其实,导致她们婚姻生活中争吵不断以至关系破裂的原因,主要是双方家庭成员对他们生活过多的介入和干涉,(当然,还有方的一直不得志,这就是我说的人穷志短的危害,心里的自卑和生存的压力,会使没有掌控情绪能力的人对亲近的人“寻衅闹事”)这也充分说明了――恋爱是美好的,而婚姻是琐碎的,意料之外的烦恼和分歧总在考验着夫妻双方,如果没有深厚的感情基础,过程和结果自然都不会好到哪里。

孙柔嘉初见鸿渐,在船上偷听到鸿渐嘱赵辛楣到三闾大学要为她争取旅费,觉得他关心她,便一心认定方鸿渐是她可以托付终身的男人。于是用心良苦、费尽心机,使尽了小女人的小手腕,终于如愿,嫁给了他,下场却是一个错误的开始导致的一个错误结束。

孙柔嘉就是一人小女人,一生最大的理想就是希望有丈夫疼爱,希望有一个温暖的家,她为心爱的人甘于付出,为自己的小家也是尽心尽力。她很顺利地就从一个女大学生过渡成为一个合格的家庭主妇,可惜她的丈夫却不能胜任新的角色――方鸿渐虽然也想对她好,也想对婚姻负责,可惜他并不是一个适合婚姻生活的人,而且,还是那句话,方鸿渐自己心里明白,他并不爱、至少不太爱孙柔嘉。所以,孙柔嘉是个挺可怜的女人,追求幸福并没有什么错,可是她的方法用错了,聪明反被聪明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孙柔嘉的精彩之处:“孙小姐要过笔来,把红色铅按出来,在吸水墨水纸板的空白上,画一张红嘴,相去一寸许画十个尖而长的红点,五个一组,代表指甲,此外的面目身体全没有。她画完了,说:‘这个就是汪太太的――的提纲’。鸿渐想一想,忍不住笑道:‘真有点象,亏你想得出!’”这是她性情中轻灵可爱的一瞬,可惜稍纵即逝。

围城主角分析

《围城2113》主角方鸿渐是个从中国南方乡绅家庭走出5261的青年人,他性格中的最大特4102点是“面1653对现代社会残酷的生存竞争和严重的精神危机而缺乏与之对抗所应有的理性,信仰,热情和力量,常常不由自主地流露出发自本性的怯懦,迷茫和盲动性。

他的失败是因为他面对现代社会残酷的生存竞争和严重的精神危机而缺乏与之对抗所应有的理性、信仰、热情和力量,也因为他还不算是个卑鄙的人,还有点自知之明,有时候还想保持一点做人的尊严,这不上不下的位置是尴尬的。

很多学者把他与俄罗斯文学中的“多余人”的形象联系起来,但“多余人”的悲剧在于思想上开始觉醒而缺乏行动的勇气和历史条件,而“围城人”的悲剧在于他的庸常。“多余人”会给人以时代的前卫和英雄的感觉,而“围城人”却跟我们一样,作为普通人徒劳于找寻解脱或依附。

就像一无用处的贾宝玉是《红楼梦》中几乎唯一的好男人一样,方鸿渐也是《围城》中最好的人——或许除掉唐晓芙。

在整部小说里,只有一个唐晓芙,是纯洁而可爱的。这是因为她对方鸿渐来说,还是虚无缥缈的,可望而不可即的,所以,她是一个幻象。而但凡有真实感的人,就都是可笑的、猥琐的、虚荣的、卑鄙的。

方鸿渐优于里面的每一个人。我们知道,乱世是英雄或枭雄的天下,懦弱者是注定要失败的。所以,既不作恶也无英雄气概、既与世无争又于事无补的方鸿渐,是注定要失败的。方鸿渐的悲剧是现代社会人性异化的结果和对比。

扩展资料:

《围城》被很多人誉为现代的《儒林外史》,是因为钱钟书在这部小说中淋漓尽致地讽刺了知识分子。这种讽刺基于时代的和人性的的原因,也基于钱钟书个体的原因。

《围城》中的讽刺更多的是基于对人性的解剖。比如方鸿渐著名的克莱登大学假博士,集中体现了人性中的欺诈、虚荣、软弱、对环境的无奈等等,又如李梅亭偷吃烤地瓜、陆子潇以国防部、外交部信封唬人、范小姐用不通的英文假冒作者赠书给自己等等,举不胜举。

读者扪心自问,做过这些事的似乎不止这些人,有时也包括自己,就好像我们在阿Q的脸上看到自己的相貌特征一样。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围城

分析《围城》的思想内容与艺术特点

《围城》通过2113描写方鸿渐等人婚姻生5261活的波折,展现了不止是婚姻的“4102围城”,也是1653人生的“围城”,社会的“围城”。作者用委婉细致的笔触成功的塑造了一群现代新儒的典型人物。以方鸿渐为代表的这群新儒的命运,不仅包含了西方文化思想在中国的破产,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出路到底在哪里的深刻思想命题,而且在更为深广的层次上体现了作者对现代社会及人生的哲学性思考。方鸿渐的一生不断的从这座“围城”走入另一座“围城”,他永不安分,永不满足,因此他永远苦恼。他总想摆脱困境,然而处处是困境,他永远也摆脱不了“围城”之困;人生处处是“围城”,这是方鸿渐等形象所凝结的人生思考。

在艺术表现上,作品以渊博的知识,升华的妙笔展现了作者的讽刺才能。清词趣笔连珠妙语在作品中随处可见。作者还擅长刻画细腻的人物心理描写,通过展现人物心里活动,更突出了人物性格特点,拖动小说情节的发展,使整部小说更含蕴更有读者遐想的空间。

围城 主要人物性格分析

《围城2113》是钱钟书先生唯一的一部长篇小说5261,也是一部家喻户晓的现代4102文学经典。《围城》1653一书塑造了形形色色的人物形象,有知识分子,有名嫒淑女,亦有商贾政客。作者对这些人,有的浓墨重刻,有的轻描淡写,但无论采取何种手法,都生动绘出了他们各异的特征:或卑微、或鄙俗,或勾心斗角,或虚与委蛇。

小说中的一号人物当然是方鸿渐,这个曾留过洋一一或许说游过洋更为恰当些并客串过一番克莱登大学博士生的尴尬知识分子。他的经历其实仅用一句话即可概括,“一失足成千古恨”。这“一失足”即指买假文凭事件。或许,方鸿渐当时只是嘲讽世人(如周经理之类)而故意为之,但发展到后来,诚如赵辛楣所说:“谎是撒不得的……你那一回事是开的玩笑,可是开玩笑开出来多少麻烦。”确实,有了这回事,他以后在事业上不顺,在爱情上也遭鄙视。方鸿渐仿佛天生不是个会成大事业的人,他总是处于中间状态,坏也坏的不够彻底,却又不是纯然意义上的好人。苏文纨有一句评方鸿渐的话极为中肯:“你在大地方已经玩世不恭,倒向小节上认真,矛盾得太可笑了。”他对人情世故全然不通:对李梅亭,顾尔谦的厌恶摆在脸上;对高校张的不满不加掩饰;对韩学愈的学籍出言试探;对汪处厚曲意逢迎却没能恰到好处;对刘东方的一着险棋算是胜了;一场作媒风波也闹得鸡飞蛋打。可见,方鸿渐学不会如何在别人轻轧自己的情况下保持镇定,他学不来韩学愈的厚颜无耻,因此只能当副教授;他也学不来顾尔谦那副“狗望着主人”的姿态,因此更讨李梅亭的嫌。总之,方鸿渐就是那种无恶意的好人一一不令人十分讨厌却一无用处。

赵辛楣是《围城》的二号男主人公。赵辛楣在小说中算是颇为可爱的角色。他活得挺潇洒,“进可以做官,退可以办报”,再不济还能教书,而且是个系主任。他留洋学的是政治,颇有政治家的见地和风度。他为人热情大方,对朋友真心帮助。缺点在于有时故意拿腔作调,摆弄政治家派头。比如他说:“办报是开发民智,教书是开发民智……论影响的范围,是办报来的广;不过,论影响的程度是教育来得深。” 与方鸿渐比较,从小说的角色配置的角度来看,赵辛楣也只能算是一个配角了。但就是这样一个配角却与方鸿渐的几次出走都有莫大的关系,最后竟然还成为了方鸿渐的“生活顾问”建议方鸿渐与孙柔嘉在香港登记结婚。这种配角对主角的影响皆从“人之常情”出发,这在小说创作上可称得上自然流畅。可以说,赵辛楣作为方鸿渐身边的一个“影子人物”,促使方鸿渐的性格在不同的环境中延伸并变化着。这样一个配角,既为小说情节结构服务,又是推动着主人公的性格和心灵世界的不断变化,这样一个配角就已经超越了西方叙事学对配角的定义,而是一个融化在小说结构和小说人物情感世界中的“有机配角”。

和书中的方、赵两位男性相比较,书中的几位女性她们似乎被有意无意地蒙蔽了,扭曲了,失去了本来的面目,她们或多或少被不合理压抑了。

鲍小姐不仅是整部书的开篇,也是男一号方鸿渐爱情生活的开篇。如书中所述,鲍小姐从小被父母差唤惯了,心眼伶俐,明白机会要自己找,快乐要自己寻。这一句是理解和探寻鲍小姐的钥匙。而鲍小姐带给方鸿渐纯肉欲的兴奋和刺激,推开了第一扇门。他和方鸿渐都没有失去理智,是清醒的,限定了这么一场艳遇的性质。鲍小姐相当有现代意味,开始一件事情,结束一件事情,老辣松脆,干净利落,书中对此原话是:鲍小姐谈不上心和灵魂。或许是可以这样理解:没有心和灵魂,也就没有心灵的痛苦和折磨,对一个弱女子来说,或许这是本能的趋利避害。无可指责。

苏文纨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人物。她漂亮,是女博士,家世好,高傲,却对方鸿渐情有独钟。苏文纨正如方鸿渐所说:“女人傻起来没有底的。”她如飞蛾扑火般爱上方鸿渐,得到却是方在背后的嘲笑。假如后来没有遇到唐晓芙,方鸿渐会不会娶苏文纨?以后来的孙柔嘉对照,实际是很有可能的。可惜苏文纨出现的时机不对,正是方鸿渐追求偶像,最高理想唐晓芙的时候,别的一切女人都会横遭荼毒,花叶飘零。苏文纨也许该体会到越描越黑的后果,握得越紧,手中的沙流失得越快。苏文纨最后下嫁曹元朗是带着恨意的,多年之后重逢方鸿渐和赵辛楣,端出那许多姿态去做张做致,那失败的感情是一辈子也不会忘的。

唐晓芙和男孩子们是熟稔的,有众多追求者,相当自负才敢于不涂脂抹粉,也就滋生了相当重的虚荣,和表姐苏文纨有着潜在的妒嫉心和轻蔑心。她牙尖嘴利,咄咄逼人,要老练便老练,要天真便天真,要软则软,要硬则硬,真乃百变金刚,令男人们捉摸不定,愈发增添了吸引力。细心地去品味比较一下,会发现唐晓芙是《围城》中唯一没于受到作者冷嘲热讽的人物,涉及唐晓芙的笔墨如同言情小说般温柔可人情意绵绵。这个人物是作者及书中男性世界的一个永恒的天国。但或许苏文纨说的一句形同抢白的气话说出了实情:“你别以为她天真,她才是满肚子鬼主意呢!”苏文纨以女性的直觉清楚的点出了这一点

孙柔嘉是小说中另一个较有心计的角色。她唯一的缺点在于把婚姻党做事也来经营,但这也无可厚非。孙柔嘉嫁给方鸿渐如同一场没有硝烟但是残酷至极的战争。她同样会对人生设失望。她生长在一个重男轻女的家庭,不被重视的结果让她懂得自己去争取喜爱的事物。对一个她还算倾心的男人,女人耍点小心机不足为怪,实际上,有心计的女孩多半是聪明的女孩。方鸿现相当需要一个像孙柔嘉这样外柔内刚,颇有主见的内助来克服他自身遇事彷徨患得患失的毛病。总之,孙柔嘉虽有心计,还不失可爱,她是万千平凡女子中的一员。

用社会历史批评对围城进行分析

  近211320年大陆“钱钟书热”的文化剖析

  胡5261慧翼

  钱钟书是410220世纪中国一位睿智超群的学者1653和天才作家,他以学者的笔锋书写自己的文 学世界,又以自己的文学世界体现了学者深挚的人间情怀。在近20年里,他的影响从知 识界和学术界逐步扩大到大众文化领域,形成了“钱钟书热”这一独特的文化现象,并且经历了三次接受高潮。特别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文化语境中,钱钟书成为一种“文化 昆仑”、“学术精英”的符号与象征,代表了某种流行的学术时尚。这一现象的文化成 因值得关注和反思,为什么一个纯粹的学人能在特定的时间里进入公众的文化视野?产 生“钱钟书热”的深层文化——心理机制是什么?本文旨从接受史的角度,通过回顾近2 0年的钱钟书研究的历史和现状,“钱钟书热”的发展和流变的过程,来思考一些诸如 文化生产、文化传播的若干问题,剖析与描述其中所编织着的当代中国对文化英雄的想 象性图景。

  一、“文化热”中浮现出的“文化昆仑”

  钱钟书接受的第一个高潮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文革”后拨乱反正的时期。钱钟书 首先在文学视域中“现身”。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是《围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80年 11月重印出版。因为钱钟书著述的题材、风格以及欣赏趣味,都与时代大背景相游离,所以从建国到“文革”的30年的中国新文学史上,钱钟书一直湮没无闻,他的作品在国 内没有重印过。

  思想解禁的社会历史条件重新召唤出了钱钟书,而对钱及其《围城》的关注是20世纪8 0年代“出口转内销”的独特的文化现象之一。从20世纪60年代起,《围城》在国内销 声匿迹的同时,在大陆之外的汉语界,它却一直受到人们的注意。美籍学者夏志清在其名著“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中以十几页的篇幅对钱钟书进行专章

  介绍,称《围城》是“中国近代文学中最有趣和最用心经营的小说,可能亦是最伟大的 一部。”开启了美国汉学界对钱的研究。1977年产生了两部以钱为对象的博士论文。在 台湾、香港,20世纪70年代已经有人开始系统评介钱钟书。大陆开放之后,域外的声音 深刻震荡了国内的学术界,《围城》成功地破“城”突围,其先决条件还在于1979年钱 钟书政治身份的被澄清。随着《围城》的再版,海外研究成果陆续介绍到中国来,引起 了文学史家对《围城》好奇的打量和关注,首先引发了一场学术争鸣。其争鸣的重点是 给这一“新生事物”以恰当的文学史定位。研究者主要站在社会历史批评的角度评价了 《围城》的政治立场和社会认识价值,因为没有脱离原有的“反映一时代”的理论框架 ,所以在论述上难免削足适履。但是一些研究者冲破了当时僵化的意识形态的教条,作 出了极富学术勇气的高评,肯定《围城》是“一部充满尖锐的社会讽刺的批判现实主义 杰作”,李健吾、郭志刚、敏泽的研究代表了初期的评价高度和认识水平。

  新时期随着改革的深化,思想的禁锢在慢慢打破,理论界提出了种种消解文学的意识 形态性的观点,开始转而强调文学的审美本质和功能,一批疏离政治坚持个性创作的作家张爱玲、沈从文等重新走进研究者的视野,渐渐得到了人们的欣赏和喜爱,钱钟书的复出也得益于这样的文艺思潮的影响。再加上柯灵、鲲西、郑朝宗等人为钱钟书唱响了 “归来的歌”,以历史见证人的鲜活的记忆向研究者展示了一个渊深博雅、才情横溢的 钱钟书,引起文艺界越来越多的关注。

  在刚刚接触到它的研究者面前,封尘了三十年一旦解禁的《围城》,的确给人一种艺 术的冲击力。它俏拔尖新的比喻,超凡脱俗的思想,洞察人生世相的智者风范,唤起了 读者全新的审美感受。受20世纪80年代“方法热”的影响,初期的评论者往往被小说独特的艺术技法、修辞手段、喜剧精神所吸引,以展开审美批评为主,柯灵、金宏达、何 开西、胡范铸等对小说的艺术风格、语言特色等方面的研究给钱钟书创作的审美研究作 了最初的奠基工作。除此之外,《围城》研究还较多地涉及到其主题意蕴、方鸿渐的典 型性格这些重要课题,基本上没有脱离“社会历史批评”和“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 的理论框架,但这些研究已经呈现出多样化的景观,隐约让人们感受到《围城》含藏多 向度解读的巨大潜质。

  一个新的时代开始,总要对历史重新加以审视。20世纪80年代,“重写文学史”已成 为不容忽视的历史任务。1984年,在黄修己编撰的《中国现代文学简史》和唐 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编》这些影响颇大的文学史著述中,开始用几百字的篇幅介绍《围城》,肯定其杰出的讽刺艺术和心理描写手法。而延至1987年,由钱理群、温儒 敏等学者合写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中,钱已经被作为一个重量级的作家更加全面 、更加深入地加以评述。20世纪80年代,《围城》逐渐越出专业人士的圈子,成为知识 界人士的案头读物,不断扩大影响。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的《围城》,到1987年, 共印五次,累计数量达到273,200册。《围城》同时译介到海外,进一步获得了世界声 誉,已经有七种译本在世界流行。随着《围城》声名日隆,吸引了热心的出版社急于向 钱钟书挖掘“文墓”,20世纪80年代中期后,钱钟书早年的创作陆续重新刊行于世,他 的所有著作都一一被重印。

  因为抱定“但开风气不为师”的宗旨,再加上长期以来学问清通的学问家反而得不到 社会的尊重和认可,钱钟书一直是藏之名山的大儒。特别是由中华书局在“文革”后期 出版了钱钟书最重要的学术著作《管锥编》五卷六册,这部著作被誉为“体大思精,包罗万象”。有鉴于此,钱钟书的同门、厦门大学郑朝宗教授20世纪80年代初首倡“钱学 ”研究,并在国内高等学校首次开设钱学研究课程,指导研究生向这“一座中国式的魔 镜”的《管锥编》发出了挑战。20世纪80年代中期后,“钱学”研究得到舒展、陆文虎 、陈子谦等人的大力提倡和疾呼。作家舒展提出要“普及钱钟书”[1],又撰文盛赞钱 先生为“文化昆仑”,并倡议成立钱学研究所,“刻不容缓地研究钱钟书”。其高声呐 喊,引来一片回响,普及“钱学”的呼声随之高涨。[2]

  为什么要主张研究和普及“钱学”?这其中的文化心理机制耐人寻味。普及“钱学”是 在20世纪80年代“文化大讨论”的背景下凸显出来的。进入20世纪80年代,中国现代化进程全面启动,举国上下掀起了空前的文化讨论的热潮。走出了“文革”阴影下的人们 怆然面对着一个本土文化的“荒漠”,西方强势文化的输入,构成对中国本土文化强劲 的冲击,国人对文化的焦虑感异常深切。这要求知识界亟需擦亮眼睛去重新发现被遮蔽 的“文化绿洲”,为断层的文化寻觅再铸的思想资源。而钱钟书学贯中西,以渊博和睿 智著称,重新呼唤出这一“国学大儒”,树立一面华夏传统文化的旗帜,在当代文化语 境下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舒展等人对“钱学”的推波助澜正适应了时代的这一文化心 理需求。对于倡导者,研究“钱学”目的很明确:①向世界宣布“中国并不是没有对人 类作出了巨大的举世为之瞩目的贡献的大学者”;②“增强对封建遗毒与资产阶级文化 中腐朽部分的抵抗力”。[3]耐人寻味的是,从一开始,“钱学”就有一种鲜明的意识 形态诉求,它不是“二三素心人在荒村野老屋中”培养之事,不是锁在“象牙塔”里的 纯学术,而是纳入到20世纪80年代一场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复兴文化的运动之中。

  当然,整个红色80年代高潮迭起,众声喧哗,相比90年代,“钱钟书热”还处在一个 酝酿期。而此时,钱钟书首先在专业化的领域内获得了文化身份和价值依据,以“文化 大讨论”为契机不断扩大了影响。在学术界、知识界他正在被悄悄完成一个“博学鸿儒 ”的建构,塑造成一个“高山仰止”的“文化昆仑”的形象。

  二、传媒·商业化·叙事策略:文化英雄的建构

  20世纪90年代前后,以《钱钟书研究》的创刊和电视剧《围城》的成功播映为标志掀 起了第二次钱钟书接受的高潮。1989年11月,在当时任文化部长的王蒙的支持下,《钱 钟书研究》创刊,这是我国第一本专门研究“钱学”的纯学术刊物,树立了“钱学”研究的里程碑,“钱学”成为纳入官方意识形态体系内的学术活动。1991年初,由著名女 导演黄蜀芹执导、众多演技派明显出演的10集电视剧《围城》向全国播出,一经推出, 好评如潮。电视剧的成功播映使全国为之轰动,引发了一场持续的《围城》热,极大地 激发了读者阅读原著的兴趣。人民文学出版社以最快的速度,迅速再版了《围城》6万 多册,很快被订购一空。读者排队买《围城》的盛况,成为纯文学作品十几年难得一见 的现象。据书市反馈的消息,至1991年1月,上海、天津、武汉等地最大的新华书店都 将其列入最畅销的文学作品的榜首。截止到1995年8月,仅人民文学出版社就已印刷了 十四次,总册数已超过了一百万册,其它还有近十来种盗印本。保守估计,《围城》的 读者也达到了近千万人。影视艺术迅速扩大了文学的影响,使《围城》冲出学术“沙龙 ”,飞入了寻常百姓家。在这一过程中,“围城”越来越符号化,进入了文化消费领域 。前卫的年轻人的文化衫上印有《围城》中的名言警句;“围城”成为1990年之后大众 口头上的一个流行词汇。人们在评述某种现象时,会自然而然地冠之以“围城现象”… …《围城》几乎代表了一个时期社会的文化趣味和格调。

  在国家意识形态和传媒引导的双重合力下,钱钟书和《围城》被推到了文化舞台的前 景。掀起了如火如荼的“钱钟书热”。

  《围城》的大众接受热情,激发了学术界深入研究《围城》的又一次热潮。当然除了 这些外在的动因以外,“《围城》热”还有更为内在的原因。20世纪80-90年代之交, 中国正在经历一场艰难的现代性的转型,人们的审美文化心理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 围城》能从具体的人生体验中超越出来,达到对普泛的人性经验的冷峻的思考。它所反映的现代意识正好与时代剧变中人们的生命体验、情感体验产生某种契合;它所揭示的 人的事业围城、爱情围城、婚姻围城等人生万事的“围城”现象暴露了现代社会的生命 困惑和精神危机,具有现实的认识价值。此外,钱钟书幽默诙谐的语言、杰出的喜剧精 神和非凡的人生智慧都能对读者和观众产生持久的吸引力。

  这一时期的《围城》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它超越了过去单一的“社会历史批评” 的模式,进入人性探查和现代哲学的新层面。关于作品主题意蕴及人物形象的研究更为深入,作品丰富的潜藏意义不断地被发掘出来。温儒敏先生提出了小说主题的“多义说”,[4]认为《围城》的主题意蕴可从生活描写、文化批判和哲理思考三个层面来思考。解志熙则颇有见地地阐发了《围城》与存在主义哲学和文学思潮的内在精神联系。[5 ]研究者不断探索新的批评方法,或寻找《围城》研究的突破,开掘了研究的深度。[6] 或透视《围城》的思想局限,触及了研究的盲点。[7]随着钱钟书文学研究的日益成熟 ,文学史家对钱的关注越来越多,评价也逐级升高。1990年唐在《关于重写文 学史》一文中指出,应该适当地提高钱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在90年代颇有影响的杨 义撰写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中,钱以十几页的篇幅被专章重点评述。到这时候,文学 史家已经充分论证了《围城》的“经典”意义。

  钱钟书的知名度由知识界迅速扩大到社会各界,各种报章媒体用重点篇幅介绍钱及其 《围城》,推动了媒体去探求这一位身怀惊世之学的文化名人。然而,钱钟书本人屡屡 拒绝媒体采访和宣传的超然态度,进一步垫高了人们对他的好奇、惊叹和崇敬。值得注 意的是,这时候大众传媒开始把注意力转移到钱的人生传奇上来。

  20世纪90年代一个异常显著的现象是大众传媒的勃兴与文化市场的形成,这不能不对 文化传播的客体产生深远的影响。可是传媒传递信息的特质不是原封不动地传输,而是 有选择性的凸显和放大,目的是抓住受众的文化心理,制造兴奋点,或在大众的兴奋点和传播客体之间寻找遇合点,而传播客体会在这一过程中发生某种变形和压缩。对于这 位德艺双馨的大学者,传媒往往以“风华绝代”、“谜一般神秘而富于魅力”、“大师 ”、“文化奇人”、“二十世纪中国最伟大的智者”等字眼来形容,凸显他身上的传奇 色彩,津津乐道其奇闻轶事,鉴赏他的惊人绝技。钱钟书不是因为他的学术业绩而被推 崇,普通读者感兴趣的是他这个人,是负载在他身上的传奇故事和特立独行的人格。一 名女编辑就曾直言不讳地说:“钱钟书学问怎么样,那没的说,我们也不感兴趣;我们 只感兴趣他这个人!”[8]片言居要。在传媒建构“文化昆仑”的想象性图景中,钱钟书 作为才子和学人的丰富性被剥离了,他留在公众媒体中的形象具有两大特征:一是“奇 ”,二是“怪”。“奇”,钱钟书精通英文、法文,掌握其它五门外语,具有照相机式 的记忆力,在现代中国学者中,罕有其匹;淹贯中西古今的博学,学问之大,读书之多 ,人所难及,令人惊讶;浓郁的机智幽默,别具一格,一改过去人们心目中知识分子穷 酸腐儒的形象,成为中西合壁的现代知识分子的典范。“怪”则“怪”在他视名利为粪 土,在“文革”大动荡的时代始终保持一份平常心和恬淡的学者心态,这种澹泊的学者 人格恰与急功近利的世风形成鲜明的对照,令人向往和崇敬。

  对钱传奇人生的公众兴趣直接引发了20世纪90年代钱钟书传记热的出现。1990年12月 ,美国华裔学者胡志德著的《钱钟书》介绍到中国来,这是当时全面介绍和研究钱钟书 的唯一一部评传。从92年到95年,大陆就有四部钱钟书传记问世,分别是孔庆茂的《钱钟书传》;爱默的《钱锺书传稿》;张文江的《营造巴比塔的智者钱锺书传》和李洪岩 的《智者的心路历程》。前三部传记主要面向一般读者和文化市场,追求内容上的传奇 性和文字上的可读性。相比之下,《智者的心路历程》最好,其特色是以治史者的眼光 记录下了钱钟书在历史沧桑投影下的“心灵史”,既以资料的开掘见长,又注重学理性 。

  在传媒和文化市场的不断凸显和强化下,钱钟书逐渐被塑造成为世纪末的一个“人文 神话”。

  20世纪90年代初,“钱钟书热”吸引了更多的中青年学者投入到“钱学”研究领域, 形成了一支不断壮大的研究队伍,“钱学”研究初见规模。研究者以不同的观照眼光和 不同的研究方法契入到其中,产生了一批比较有学术分量的专著。胡范铸的钱钟书学术与艺术思想研究,业内人士评论是颇见功力[9];周振甫编著《钱钟书(谈艺录)读本》 ,依据旧学阐释钱著,以实证见长;胡河清对钱人文思想和语言学的研究厚积薄发,言 之有物[10]。陈子谦推出洋洋40余万言的《钱学论》,系统性、综合性地阐发“钱学” 的精髓。李洪岩把钱钟书放在平行比较的框架中探讨其与近代著名学人吴窃、叶公超等 人的关系,兼顾事、学、理,自成体系……“钱学”的研究成果垫高了钱著在学术史上 的地位,诠释了其“经典”意义。

  而这种“经典”的符号性意义迅速被市场借用,趁着《围城》迅速蹿红的势头,钱钟 书学术著作的发行创造了中国图书市场的奇观。最不具市场价值的钱著竟成了文化市场 上一个流行时尚。《管锥编》、《谈艺录》和《钱钟书论学文选》都接二连三地印刷,给出版社带来了五六位数的经济效益

  20世纪90年代“后新时期”进入了一个在商业化和大众传媒支配下的文化消费时代。 钱钟书的第二次接受高潮为市场大潮所裹挟,被纳入大众文化生产——流通——消费的 各个环节。钱钟书在专业学术领域里被充分论证了其经典性,接着被大众传媒发现和传播,塑造成为“文化昆仑”“学术精英”的文化符码,被赋予了一种可供消费的精致的 文化意味,形成流行的学术时尚之一。随之进行商业化的文化再生产和传播,“成功” 地推向市场,实现其文化价值和商业价值:被某些学术投机分子利用为学术上的进身之 阶;被不法书商利用为攫取利润的有利工具;被报刊媒体拿来充实版面,提升文化品位 ;给读者提供一种文化消费的快感。钱钟书的接受和传播一定程度上成了对钱文化资源 的“掠夺”。他的作品及形象在媒体的引导、出版商的炒作、公众的兴趣点的作用下, 被一定程度的掩盖和误读。在这个过程中,即使严肃的学术研究,有一些也打上了赶商 潮、以市场导向为取向的烙印,被商业文化所濡染。

  三、说“冷”道“热”:世纪末“钱钟书热”的斑驳风景 从1996年至新千年,“钱钟书热”更呈现出斑驳芜杂的景观。

  1996年,“钱钟书热”绵延不绝的时候,一些新锐学者开始对“钱钟书现象”提出质 疑。该年第六期《当代文坛报》刊载了《钱钟书热:世纪末的人文神话》一文,几位博 士生展开讨论,指出“钱钟书在‘钱钟书热’中走上了圣坛,由一个学者变成了中国当代文化界的圣人”。钱钟书不是当代的文化大师,他恰恰代表了中国文化不擅长体系性 建构的欠缺。社科院蒋寅研究员也发表文章《请还钱钟书以本来面目》[11],指出钱钟 书的“本来面目”已经“模糊”、“不清楚”了;造成此结果的原因是由于“钱学”家 们“种种廉价的赞美和庸俗化研究”;主张“解构钱钟书的神话”,让钱回到“优秀学 者”的本位上去。

  1999年,闹得沸沸扬扬的《十作家批判书》一书,则干脆对《围城》的经典地位进行 “解构”。称它是一部现当代的“伪经”,“《围城》里什么都有,就是没有小说”。

  余杰撰文判定钱钟书“对人生、对历史、对苦难都有一种冷漠和游戏的态度”[12]……

  “酷评”之声不绝入耳……

  这些来自学界或民间的批判站在鲜明的意识形态立场上对钱钟书的“人文神话”进行 解构,批判的杀伐之声也引起了“钱派”的一片回击,厚厚一本《为钱钟书声辩》趁机 出笼,文艺争鸣竟以至于演变成“干嘴仗”的局面。

  在对“钱学”大批判大争鸣的文化图景中,1998年12月19日钱钟书先生驾鹤西去,第 三次在媒体掀起热潮。国内外最重要的报刊对钱先生的辞世作了重点报道,散见到各种 报刊上的悼念、追忆和评论文字不可胜数。其中不乏有真正学术眼光和学理分析的,如 季进的《钱钟书与现代西学》,刘玉凯著的《鲁迅钱钟书平行论》等;但从钱学研究

  状 况来看,还是谈文艺的多,论学术的少;创作谈的比较透彻,但把钱的文艺美学思想结 合创作实践谈的少。专门研讨《谈艺录》、《管锥编》的成绩就更少。《围城》研究者 则重点探讨它和世界文学的关系。就数量而言,跨越新世纪的几年是“钱学”的第三个 “收获期”,许多研究者急于搭乘“钱学热”的“最后一班车”。部分的学术行为演化 成一种市场上的文化营销行为。

  在世纪末“钱钟书热”的文化图景中,这一“热”一“冷”耐人寻味。说“冷”道“ 热”之间实际上代表了20世纪90年代不同的思想话语之间的交锋,代表了不同的文化立 场对钱的解读策略,值得我们反思。

  前面已经提及,“钱钟书热”是20世纪80年代“文化热”激发的产物,80年代末“文 化热”更进一步衍化成“国学热”,同时还出现了“陈寅恪热”、“新儒家热”等等。 “后殖民话语”的“辋辋的危胁”,使研究“国学”、复兴传统文化成为90年代一部分中国人的价值目标,反映了文化民族主义的某种需求。而且90年代,商潮高涨,拜金主 义流行,社会新生的丑恶现象有悖于传统道德,这都要求重新弘扬传统文化精神。这是 90年代钱借“《围城》热”之势而起,然而久盛不衰的一个原因。另一方面,诚如李泽 厚指出的那样:“九十年代学术风尚特征之一是‘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80年 代思潮林立、主义风行,多元文化的碰撞交织成时代无比激动的狂想曲。像钱钟书这样 “寂寞投阁”的学者不太引人注意。然而80年代末,对历史与文化的批判突然间坠入低 谷,强大的市场经济推动了文化的急剧转型,精英文化与世俗文化之间的界限,越来越 被“后现代主义”思潮抹平。这一切导致了90年代知识阶层启蒙精神的弱化。在这样的 背景下,学问家受到了知识界的重新重视,钱才真正热起来。学者以追求真理为己任, 以潜心研究为价值依托,钱钟书代表了20世纪90年代崇尚的学术人格。

  这些都是“钱钟书热”在90年代凸显出来的深层原因。而对于另一部分坚持“新批判 主义”立场的知识分子,他们明显把价值的天平更倾向于西方人文思想,要求以批判现 实的方式深刻地界入社会事务。这些具有超学术的功利兴趣的知识分子,很难认同“国 学热”的思想立场,认同钱氏学者“白首下书帷”的事业。所以他们以西方人文思想为 参照,向以钱钟书构筑的“人文神话”发出冲击。针对“钱钟书热”中充斥着不少空洞 的赞美之声和吹捧气氛,批评者的某些预言发人深省:钱钟书可能成为“钱钟书热”的 牺牲品。但是从“捧杀”到“棒杀”,学理性的讨论常常被人身攻击来代替,部分文章 则完全是商业包装的策略,借“批”钱为招牌,哗众取宠,自我炒作。

  总的来说,世纪末的最后几年,对钱钟书的说“冷”道“热”正是在反思与重构文化 与学术的大的时代背景下产生,呈现了当代文化语境的多元共生和精英文化在世俗文化 冲击下的多向度分化。无论是“冷”是“热”,还是忽“冷”忽“热”,它实际上是一 种文化力量在起作用,昭示了特定时期的不同的文化需求与动机,代表了主流意识形态 和市场意识形态不同的解读策略。

  尾声

  尽管钱钟书一再拒绝、反对被研究和采访,执意隐藏在公众视野的背后,可是文化的 选择和历史的选择不以他个人的意志为转移,于是在20世纪的最后20年里,一个纯粹的 学者不期然地成为大众传媒和文化市场中的热点人物,构成了90年代文化地形图中一个重要的座标。原本应该寂静的“钱学”,也成为堪与“红学”、“鲁迅研究”相比肩的 “显学”。在如火如荼的热潮中,钱钟书被完成了一个当代“文化昆仑”、“学术精英 ”的书写:经由传媒和文化市场的介入,演变成大众文化视野中的“文化符码”和流行 时尚。并且被意识形态借用,成为90年代不同的文化立场和思想“话语”的精神资源。 在意识形态操纵、传媒引导和商业化运作的合力作用下,钱钟书的原型形象发生了很大 的改写和误读。

  20年的研究历程,三次高潮迭起,在钱钟书渐行渐远的身影中,我们可能才惊觉对他 的认识还是“雾里看花”。而热潮正渐渐散尽,学术会慢慢归于本位。对于钱钟书,真 正的接受应该是穿越蔽障,摩挲经典,进入其话语空间,融入全部的生命体验和思想情 感,这样才能使一个真实的钱钟书浮现在我们清明的视野中。

  【参考文献】:

  [1]舒展.普及钱钟书[J].文艺学习,1986,(1).

  [2]王国清.研究钱钟书势在必行,王若:普及“钱学”的一点看法[J].随笔,1987,( 2).

  [3]舒展.关于刻不容缓研究钱钟书的一封信[J].随笔,1986,(5).

  [4]温儒敏.《围城》的三重意蕴[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9,(1).

  [5]解志熙.人生的困境与存在的勇气——论《围城》的现代性[J].文学评论,1989,( 5).

  [6]胡河清.钱钟书与后结构主义[A].撩动缪斯之魂[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 5.

  [7]倪文尖.女人围的城与围女人的城[J].上海文论,1992,(1);舒建华.论钱钟书的 文学创作[J].文学评论,1997,(6).

  [8]李洪岩.智者的心路历程[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

  [9]胡范铸.钱钟书学术思想研究[M].上海: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

  [10]胡河清.真精神旧途径——钱钟书的人文思想[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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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蒋寅.请还钱钟书以本来面目[N].转引自李洪岩,范旭仑.为钱钟书申辩[M].百花 文艺出版社,2000.

  [12]余杰.昆德拉与哈维尔[A].想飞的翅膀[C].中国电影出版社,2000.

  [13]季进.钱钟书与现代西学[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

参考资料: http://bigfish.blog.hexun.com/2121327_d.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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